从类型学方法论来看，对于山西晋东南炎帝文化遗存，无疑可将一大部分归入依托于物质遗产的非物质文化存在，这就是当地民众的祭祀行为与仪式。祭祀是非物质的，但却有赖于祠庙建筑，而祠庙的修建又总是与某种信仰、传说相关，故高平地区的炎帝文化遗存可谓是传说、庙宇、祭祀浑然一体也。即如清代《山西通志·祠庙》记载：高平县“神农庙三，一在羊头山曰上庙，为神农尝五谷处。一在换马镇东南曰中庙，有神遗塚，有司春秋致祭。一在东关曰下庙，近改祭于此。”祭祀与祠庙就是这般水乳交融、不可割裂地关联在一起。

　　何为祭祀呢？由文化人类学角度说，“祭祀”在根本上是人类对所膜拜对象的一种祈拜礼仪或象征仪式，其对象主要有天、地、鬼神、动植物等等。有的是将自然力量人化，也有的是将人的力量自然化，总之，它们都被加以神化，超越于人类自身的力量而具有了非凡的掌控力。诚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人们借助想象力加以控制自然的结果。”所以，祭祀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信仰和祈拜活动，是借助某些客观存在或某人某物的具体形象（象征体）以表现某种抽象的观念、思想和情感（被象征的本体），也是为了某种目的通过人的行为礼仪以沟通人类与自然力量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再从“祭祀”的文字学构成来看，很多学者曾对其作过详细的分析：“祭”字下面是“示”，即用庙里三石支撑的供桌及供品的象形字表示祀神，上部右半边“又”在甲骨文里是一只手的象形字，左半边为“肉月”，即“肉”字，可见“祭”字的意思是以手持肉祭奠；“祀”字左边是“礻”字旁，同样是供桌即“示”字，右边“巳”字是手蜷起前伸、腿弯曲下跪的“人”字变形。由此可见，祭祀就是人跪着以肉祭奠之意，以此作为信息传递方式表示对所祭对象的敬拜和祈祷，所谓“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

　　有关炎帝的祭祀一般认为最早可追溯至黄帝，古者无名氏《轩辕黄帝传》云：黄帝“作下畤，以祭炎帝。”南宋罗泌《路史》亦云：“黄帝崇炎帝之祀于陈。”由此以延后世，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云：“秦灵公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而就晋东南地区祭炎历史进行梳理，是否也可说始于黄帝时期？据明代朱载堉《羊头山新记》中“按路史”所载：“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轩辕氏兴，受炎帝参卢禅，封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潞”为上党地区古潞国，其址在今潞城东北处的西流乡古城、潞河一带，“先茔，即今潞城附近高平域内炎帝陵，这说明黄帝时已有祭祀炎帝的活动。又传说在五帝时期，舜帝在其北游过程中，曾登临太行在羊头山下陵前祭拜炎帝。大约汉代时，对炎帝的祭祀演变成了筑庙祭祀，由多重料推测羊头山最古老的炎帝高庙或此时已有致祭，不仅有庙钟传说，北齐碑载“神农圣灵所托”，且前引唐碑《泽州高平县清化寺碑》已载有“历代崇恩，峰亭享庙”。唐代是炎帝祭祀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唐天授二年（691）羊头山碑中已有对炎帝尝百草、教稼穑等功绩和“历代崇恩，峰亭享庙”的详细记述，并置于佛教纪事之前作为羊头山地位之高的表征，足可看出炎帝祭祀在当时当地的受重视程度。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就更清楚：“百谷山与太行、王屋皆连……昔神农尝百草得五谷于此，因名山建庙，仲春上甲日致祭。”金元时期是晋东南炎帝庙修建的一个高潮，据高平焦河村《迁修炎帝神农庙碑记》记载：“村西北高岗有古建神农庙，盖创于金明昌元年也。及至元间昭示：凡古之帝王，有功德于民者，令天下奉崇之。”有明一代，随着《洪武礼制》的颁布，对炎帝的祭祀也更为重视，今发现的庄里村五谷庙炎帝陵碑即刻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还有明藩王朱载《羊头山新记》中对炎帝陵祭祀的追考：“炎帝陵天下有二矣，其一在湖广衡州府鄙县，载于祀典，每三岁遣官祭；其一即此冢，元成宗大德九年，亦尝遣祭，禁樵采····..”清代至民国，晋东南一带的祭祀活动愈加兴盛，康熙年间赤祥村炎帝庙碑云：“天下万世，庙祠之所由盛也。最盛莫如吾邑，计长平百里，所建不止百祠祀之。”清乾隆《沁州志》还有一段对沁州官祭先农的记载：“雍正四年··.···钦奉上谕······择净洁之地照九卿所耕籍田四亩九分之数，设立先农坛。由此可见这一地区历史上官祭与民祭并存，而且对炎帝的祭祀从古至今数千年传承沿袭。

　　具体再就晋东南炎帝庙祀活动分布来看，仍明显以羊头山周边的高平、长治、长子三县为最盛，即如朱载增描述：“羊头山在今山西之南境泽潞二郡交界，高平、长子、长治三邑之间。”既然神农炎帝主要活动于太行山脉羊头山周边，自然三地也就形成太行炎帝文化中心圈，如现存最早的北齐碑所记“山号羊头··..··神农圣灵所托，远瞩太行”。我们从秦汉时期的古上党郡舆图中可以发现，这三地呈三角状处于太行山南端，构成一个环羊头山区域链。此三区域中，大小庙曾有百十余座，例如闻名遐迩的长治县黎岭炎帝庙、百谷山炎帝庙、五谷山炎帝庙，长子县慰斗台炎帝庙、下色头村炎帝庙，高平市羊头山神农庙、庄里村五谷庙、炎帝岭炎帝高庙、下台村炎帝中庙、故关村炎帝行宫，等等。所有这些庙宇的修建皆有传说，或因炎帝到其地推广五谷，或因炎帝之子或炎帝夫人到其地推广五谷，因而其祭祀庙会也非常降重，形成普遍信仰民俗：“春祈秋报，礼也。城乡迎神赛社，鼓吹鸠众，戏优杂沓，按月（期）恒有。”像长治的五谷山、经坊村庙会每年七月十五到十七连续三天，黎岭庙会、百谷山庙会每年四月初八举行，皆规模盛大、声势庄严，前来朝拜的民众络绎不绝；长子的下色头村庙会每年四月初八举行，熨斗台庙会三月初十祭祀报赛，附近村社百姓前来朝圣的习俗流传至今。高平则因为羊头山主峰和炎帝陵所在地，历朝历代祭祀庙会更为隆重，唐天授二年（691）《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记载下唐之前的历代庙祭：“人钦圣德，号曰神农历代崇恩，峰亭享庙。”明嘉靖五年（1528）碑《续修炎帝后妃像增制媛宫记》又续而记载了明代之前历代庙祭：“炎帝神农氏陵庙，历代相传，载在祀典。”这说明炎帝陵很早就载于“祀典”，为官方祭祀。清代高平县令柯贞干在《重修东关炎帝庙碑》中记载了清代祭祀盛况：“四月维夏，因庙社之会，聚四方之民，陈百货而交易之各得所。礼行乐作，神人胥悦。此则极庙之胜概，扩高平未有之大观也。”

　　以上主要考论了古上党炎帝祭祀文化，其实对于先农的祭祀，从黄帝时起即早已超越了任一地域，成为华夏民族共同祭拜的人文祖先。如《国语》中对祭祀农神的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五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汉武帝时期，将先农与炎帝合二为一，统称为“炎帝神农氏”，先农也由“人祖”演变为“农神”，从此神农炎帝成为国人岁时祭祀的信仰核心。为何会从历代延续至今呢?尽管祭祀在20世纪中期曾一度被批判为封建迷信，但在其本质意义上，它已成为炎黄子孙根祖文化的一种群体信仰和普遍范式，其精神意义和社会价值是显然的。第一，它表征着对于祖先感恩戴德的崇报情怀，赋予了“报本、追远、崇德”的意义；第二，它显示了民众对农神或先祖神的膜拜敬意体现着中华民族以农为本的价值观；第三，它作为一种凝聚人心和进行社会组织的必要方式，有益于民族共同体和社会文明秩序的建构。总之，中国的“始祖神”祭拜不同于西方的“上帝膜拜，其往往是历史人物或英雄人物的神格化，渗透着儒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敬德理论，这也就是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化如何有力地模塑一种民间的信仰，使之成为符合族群发展的一种文化范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群体成员的协调、规范、秩序与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