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首次接触到高平炎帝文化，当时还是学生，懵懵懂懂。2005年后，得益于网络检索的方便快捷，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查阅各种资料，研究高平炎帝文化。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经历了青年时的莽撞到中年的沉稳，对炎帝文化的认识也几度从肯定到否定，再从否定到肯定，最终在模糊的史籍中获得一些比较清晰的认识，对新时代挖掘炎帝文化的路径也做了一些粗浅的思考，形成了这篇文章，也算是对近年来文化研究的一点告慰吧。

　　一、高平是炎帝故里吗？

　　结论：高平是末代炎帝榆罔的故里。

　　《竹书纪年·周书。雪》记载：“上古帝榆罔凭太行以居冀州。榆罔之后，国为榆州”。清人吴倬信补注《汲冢周书》云：“昔烈山帝榆罔之后，其国为榆州。曲沃灭榆州，其社存焉，谓之榆社。地次相接者为榆次。”南宋罗泌《路史》载：“黄帝封炎帝后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从中分析的话，应该是末代炎帝榆罔在山西上党地区活动，今天山西的榆次、榆社等地名的来历就与此有关。后来，黄帝文明统一了山西，留下榆罔的后裔参卢看守他的陵墓。潞即古潞国。参卢的封地古潞国就是现在的长治市潞城县，春秋时被晋所灭。

　　（一）神农炎帝文化源流辨析

　　在研究史籍几年却越来越迷惘之后，我把思路转入史籍与考古发掘相对照的方法，首先确定神农炎帝文化在历史上的存在时段和文化遗址分布，这样就能把空洞的理论具象起来，我大量阅读了近年来考古领域关于古人类遗址的发掘和解读资料，基本理清了一个思路。先说说主流观点，北大历史考古学系主任李伯谦依据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这些年的田园考古的发现，得出的推论和结果。我国近些年考古发现的文明遗址如下：　

　　距今1万年左右，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为代表的李家沟文化。

　　距今7500年至9000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以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为代表的磁山文化。

　　距今5500年至7500年，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距今4300年至5500年，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距今3900年至4300年，河南洛阳王湾遗址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

　　这些遗址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绵延不断，从没有间断过，这点学术界也是没有争议的。

　　从距今9000年裴李岗文化至5500年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这段时期农业代替采集业，中华大地氏族进入初级的农业社会文明期。

　　距今5500年至43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当时邦国方城和墓葬发现，可以看出当时社会聚落分化，冲突加剧，战争频繁。

　　从距今4300年至3900年的河南龙山文化称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特点是铜石并用，社会处在重大转型当中。

　　李伯谦根据从神农到黄帝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记载文献，与仰韶文化特点相结合，推断5500年至4300年的仰韶文化，就是传说中黄帝部落活动的时间段。而前仰韶文化时期，就是神农炎帝文化了。这一点是基本确认的。

　　（二）神农炎帝文化与裴李岗文化

　　在确定神农炎帝文化与文化遗址的对应上，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把史籍记载的神农炎帝的“八大功绩”与前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对照，看看哪一个遗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些功绩。经过比对我认为：裴李岗文化可以视作神农炎帝文化的原型。

　　在考古学中，人们常通过发掘“灰坑”来认识历史。灰坑是古代人类留下的遗迹之一，它有可能是垃圾坑，也有可能是储物坑或祭祀坑，其中包含了古人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通过发掘能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对灰坑中木炭标本的碳14检测则能较为准确地判断古人距今的年代。裴李岗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名。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综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实验室对遗址出土的木炭标本的测定结果，裴李岗文化的年代距今约7000—8000年。这与炎帝文化在历史上的推定时间大体是吻合的。

　　从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来看，裴李岗文化中各部落已经懂得畜牧和耕种。他们在田里种植小米，在家里养猪养羊养鸡，使用泥条盘筑的方式手工制陶。生产工具以磨制为主，有石铲、石斧、石镰、石磨盘等。裴李岗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器物就是石磨盘、石磨棒，它们的用途是将收获的粟谷脱壳，加工成米粒供食用。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是6200至6700年前先民使用的器物。它以鹤类腿骨制成，从骨管上所留的等分刻符可知，在钻孔前经过了认真的计算。骨笛经测试可吹奏接近七声的音阶，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且音乐性能最好的管乐器。这一切无疑为炎帝“制耒耜、播五谷、定音律”做了很好的注脚。需要指出的是，众口相传炎帝“制耒耜、播五谷，尝百草、启医药，定音律、制乐器”，并非是指炎帝创造了这些事物，而是指在炎帝文化中，这些事物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出现，是对炎帝时期生产生活场景的描述。

　　（三）推测：综合各地神农炎帝文化研究，我们大约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在伏羲时代从事渔猎成果储藏职业的分管领导，在春天将库存发芽的谷类洒到居住地附近的空地上，发现这些谷物可以继续生长，于是渐渐探索出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文明，这个人后来被人称为神农氏，他的部落起初在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后来随着部落的扩大，开始进入以河南平原、晋南平原为核心的最古老中国的区域。经过若干代的发展，周边又有新的文明兴起，神农氏后裔因为在部落争斗中落败，逐步被边缘化，最终到上党地区立足。

　　从考古遗址上看，在上党一带活动的炎帝应该是榆罔，或者烈山氏，他们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父子等血缘关系，与之相关的文化遗址则是磁山文化和武安文化。这一点甚至和神农镇羊头山碑刻记载“柱出兹山”也可以印证，《国语·鲁语上》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这个“柱”是不是就是出生在羊头山的“柱”呢？当然，也有专家指出，烈山氏、柱其实是农神崇拜的一个范畴，烈山指的是“刀耕火种”，柱则是“点种棒”，但反过来说，根据上古时期以历史贡献命名的规则，比如人工取火的“燧人氏”，构筑房屋的“有巢氏”，用火加工食物的“庖牺氏”，是不是最早人工撒种的是“神农氏”，用火烧荒大面积推广的是“烈山氏”，制造了点种棒开始穴播的是“柱”呢？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神农氏和炎帝是一个人吗？

　　结论：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部落的人。中华文明是多点起源的，从考古发掘看，北方粟黍类旱作可追溯至1万2千年前，而南方稻作也可追溯至1万年前。应该说，史籍记载的关于神农氏、炎帝、烈山氏等等称呼，都包含着中华文明多点起源中，创立农耕文明的时代代言人的影子。

　　（一）粟黍类旱作与稻作

　　就目前所见考古学证据看，南方和北方的农耕社会形成是差不多一样早的，而且一般认为它们是差异很大的两个农业体系（稻作VS粟黍类旱作）。另外农业起源和农耕社会的形成也不完全等同，早期农耕和更早的狩猎采集经济并非完全替代的关系，农业在经济和社会中的重要性的增加表现为一个逐步发展的曲折过程（就局部和某些时段而言，倒退并不鲜见），经历了至少数千年之久。

　　用考古证据简单勾勒一下这个过程：

　　北方：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全新世初期（距今三四万年至距今9000年左右），采集狩猎的古人对狗尾草等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就已经开始（考古挖掘的水洞沟第2地点、柿子滩第14地点和第9地点、东胡林、转年、上宅、南庄头等可以佐证）。到新石器定居社会产生的同时，以黍类为主粟类为补充的植物取食结构就相当普遍，从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到磁山—裴李岗文化，再到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8500-6000年左右），基本贯穿整个北方地区。从人骨稳定同位素数据看，C4植物不仅被普遍利用，而且取代了野生植物资源（绝大部分是C3植物）占据主导地位。猪的驯化大致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到仰韶中期（距今6000年左右）以后，北方地区环境适宜的范围均转入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形态，肉食主要来自家猪。

　　南方：也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对野生稻资源的采集和利用，例如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全新世初期的浙江上山遗址（距今约10000-8500）可能已有栽培稻。距今9000-7000年间，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长江下游的小黄山和跨湖桥遗址、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南阳盆地的八里岗遗址、山东的后李文化等，都开始栽培利用野生稻资源，有的可能已经完成驯化，但是稻属资源在生业经济中尚未占有重要地位，采集经济（坚果及野生菱角、芡实等）仍是主要食物来源。距今7000—6000年间，长江以北之前出现稻属遗存的地点相继中断，黄淮地区逐步纳入北方农业发展进程，转入以粟作为主的经济模式。距今6000年前后，稻属植物在长江中下游明确完成了驯化，在地域上大为扩展，向北几乎扩及整个仰韶文化区，向西南进入成都平原和云贵地区，向东南进入广东、福建和台湾。稻作农业体系完全建立，规模逐渐扩大，如良渚文化早期出现犁耕，晚期出现大型水田系统。与稻作同步发展的还有园艺经济，如葫芦、甜瓜等瓜果类品种的驯化。另外，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以狩猎和捕鱼为主，饲养家猪的地位远不如北方重要。

　　（二）神农氏与炎帝“合二为一”考辨

　　从先秦至西汉中期，古籍记载一向把炎帝与神农氏作为时间不同、事迹相异的两人，东汉以后多数学者突然把炎帝与神农氏“合二为一”。这一做法的首创者是刘向、刘歆父子，其后又得到了史学家班固的宣扬，班固在《汉书》中编制的《古今人表》“上上圣人”一栏中，首列“太昊帝宓羲氏”，次列“炎帝神农氏”，再次列“黄帝轩辕氏”，完全按照刘歆《世经》的组合排列。此后，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之说在学术界普遍流行。清人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下说：世人“以炎帝为神农”，是“误信刘歆、班固之言”，指出刘歆、班固是“合二为一”的主创者。

　　众所周知，战国末年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用五行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上朝代兴替的原因，这种学说因为赋予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邹衍将殷周以来人君受命观念五行化，是建立在五行相克的原则之上的，从黄帝的土德开始，到夏禹的木克土，商汤的金克木，推到周文王的火克金。秦始皇统一中国，完全接受了邹衍的五德相克理论，自封水德，克火（周）而起（《史记·封禅书》）。汉高祖建国，按理该克秦而为土德。但文帝丞相张苍却不同意，“推以为今水德”（《汉书》卷二五《孝文本纪》）。实际上，张苍代表了不承认秦朝合法性的一派。到文帝十五年，再次讨论五德，“申明土德事”（同上）。说明汉文帝是承认秦朝的。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是政变形式，不符合当时改朝换代观念，用五行相克理论难以说通。为了给汉代秦以及王莽新朝代汉制造理论根据，刘歆编造了一个体系更加庞大的新“五德终始”说，创立了实用于和平演变的五德相生新秩序，即木、火、土、金、水，依次相生，其起始的帝王要从黄帝再往上推，在黄帝和夏之间又加了许多帝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始受木德，终而复始，自黄帝以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德火。”（《汉书》卷二五《郊祀志》）在编制新体系的过程中，黄帝原来是土德，按照火生土的理论，黄帝之前应该是火德，而炎帝其名就是火德的明证，但根据史书记载，炎帝与黄帝是同时代人，而且还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如果把炎帝说成是黄帝的前辈、由黄帝替代炎帝和史实不符，不为人所接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歆把传说中黄帝之前的神农氏与炎帝合为一人，这样一来，“炎帝神农氏”既是火德，时代又在黄帝前，新“五德终始”说的黄帝前一帝就这样编排出来了。新的五德相生秩序如下：

　　包羲氏木德——神农氏火德——黄帝土德——少暤金德——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尧火德——舜土德——禹金德——商汤水德——周文王木德——汉高祖火德——新莽土德。

　　（三）推测：神农氏本质是久远的农神崇拜，是农神崇拜从对物的信仰进化到对人的信仰，而与祖先崇拜的结合。中华文明多点起源，农神一般由出色的农业组织管理者演化而来，他往往同时又是某一族群宗祖神。中国原始农业发生在极其广阔的地域上，其中活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族群，这些族群根据自己的农业实践和生活经验形成各自的农业起源传说，产生了各自的农神。于是有了神农氏、烈山氏、炎帝等等不同的称呼，后来，随着秦朝的统一，黄河文明合并长江文明，官方的“书同文”对各个地方的文化进行了统一规范和融合，统一了黄河流域关于农神崇拜的对象，即神农氏及其族群。王莽新政后，史学家从政权合法性需要出发，再度将神农氏和炎帝合并，于是形成了如今神农炎帝的称谓。

　　三、如何看待高平丰富的炎帝文化遗存？

　　结论：高平炎帝文化遗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简单地说，就是唐宋以来，面对佛教对基层民众的吸引，地方宗族势力发起地方祠神信仰，挖掘各地先贤加以神灵化，作为地方的保护神，这一文化被宋徽宗大封天下诸神推波助澜，在元代则受到多种宗教信仰的庇护，最终在明清大行其道，衍生出了丰富的炎帝文化遗存。

　　（一）地方祠神文化信仰

　　祠神以自然神为主，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物神和附会到人物上的自然神开始成为信仰传播的主流角色。两汉至南北朝是祠神信仰的草创期，多信仰自然神，人物神则是两汉以来不断的累积，且信仰范围也多限本地。唐宋时期，地方祠神信仰兴起，自然神延续了之前的特征，人物神则层出不穷，不仅覆盖了原有的信仰空间，还与佛教争夺信众，并开始了积极的传播。唐宋产生的祠神在金元初具规模，同时，道教的崛起，开始了与祠神信仰的互动过程，奠定了明清祠神信仰基本格局，而人口增长成为祠神信仰规模壮大的重要原因。元代亦有新的神灵产生，但信仰空间已经被道观、寺院，以及唐宋兴起的神灵祠庙所瓜分，所以，这些新产生的神灵一般只限于狭小区域之内，难以获得传播的机会。

　　推动信仰延续与传播的因素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祠神灵验的频度，尤其以官员祈雨成功为主。赐额和赐封则代表官方的认可，可以避免祠庙被列入“淫祀”名录而被拆毁。其次，是地方势力的运作，以地方耆老和士人为主的群体，开始对地方文化资源有意进行整合，由此进一步巩固了地方心理认同，“同乡”关系网络在祠庙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祠庙的每一次重修，都是地方社会凝聚心理认同的有效手段。第三，是宗教势力对祠神信仰的关注，每座祠庙多为一定范围内的村落所共同信奉，这些村落沿着河谷或山势自然分布，构成了祠庙信仰分布的日常模式。

　　（二）晋东南乃至高平祠神信仰发展　　

　　晋东南祠神在唐宋金时代经历了一个兴起、传播的过程。人物神于唐代产生，宋代开始传播，在元代已经有了一定地域范围。自然神也普遍被人格化，如：三嵕山神附会大羿、浮山神附会女娲等。上古帝王在唐宋金时期也得到重新演绎，如：成汤因“桑林祷雨”而成为雨神，炎帝神农围绕着长子和高平交界的羊头山开始小范围传播。在高平，地方祠神文化对象还比较多，比如丹河以西的仙翁信仰，马村一带的汤王信仰，丹河以东的二仙信仰，覆盖全境的三嵕信仰，这些信仰都是受周边祠神文化影响传入的，这些信仰主要是明清以后，随着摊丁入亩税制改革，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传入，使得人口大幅膨胀，造成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人们不得不借助各路神灵来祈雨。而神农炎帝信仰则是高平本土的祠神信仰，这一点从高平明清以来百里有百庙也可以看出，至今还留存有40余所供奉炎帝的祠庙，大量存在的碑刻记载、民间传说也正是这一文化的反映。明清时期，随着地方祠神文化的兴起，人们围绕地方祠神对地方文化进行了再加工再糅合，这也是神农镇当地与炎帝文化有关的民间传说、地名由来的原因。

　　通过对地方祠神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几个一般性的认识：首先，信仰兴起的源头是巫觋的力量。巫觋就是近代所指的“巫婆神汉”。先秦两汉时巫觋较为活跃，唐宋以后逐渐退隐到祠神背后，在几十年前的农村还有一些通神之人，行使“降神”“托梦”之事。我们往往被写碑文的历史人物吸引，以为是他们牵头修建了祠庙，反而忽视了积极推动的巫觋群体的力量，在原村圣姑庙的修建过程中，马仙姑的弟子就充当了这个角色。其次，信仰的传播需要很多因素，最主要的是灵验的频度和程度，每次灵验都强化了民众对神灵信奉的心理强度，扩大了神灵信仰的地域范围。明清时期商业得到发展，潞泽商帮的活动也促进了本地民间信仰的流传。古代山区交通不便，民众便习惯在本地建立行祠，以避免前往本庙的跋涉之苦，这就是炎帝上庙、中庙、下庙、行宫等的来历。朝廷对祠庙的赐额和对神灵的赐封也强化了信仰对民众的吸引力，促进信仰的传播，这一点体现在原村乡的圣姑庙。

　　第三，每座祠庙多为一定范围内的村落所供奉，我们也能够看到祠庙存在一定分层，朝廷赐封的庙，其影响力往往跨越州县和山川，也有神灵仅供数村或一村信众。比如，仙翁庙主要在寺庄一带，没有大的传播，而被宋徽宗封为“护国灵贶王”的三嵕神，封为“冲淑冲惠真人”的“二仙”在上党地区信仰广泛。第四，地方祠神文化信仰与佛教、道教传播经历了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佛教、道教都是在东汉年间开始传播，魏晋时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佛、道两家都主张忍受今生苦难，换取来世的幸福，为了巩固统治，割据政权纷纷推崇佛道，最先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响应，隋唐以后，国家大一统，为了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官方开始出现灭佛事件，而民间的宗族势力为了加大在底层民众中的话语权，维护“君权、族权、神权”，于是牵头发起了地方祠神信仰，再加上宋金以后经济重心南移，佛教发展往往比不过祠神信仰。元代时，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后，道教统摄天下宗教，全真派在王屋山崛起，致使上党地区佛教势力逐渐衰落。明清时期，上党地区佛道教为了自身发展，吸收大量民间祠神，比如神农炎帝就被道教尊为神农大帝，也称五谷神农大帝、甲申地皇大帝、太古医圣尝药神农皇帝。在高平，神农炎帝是地方祠神信仰，而在台湾则比较杂糅，起初受清朝政府明令各州县设先农坛祭祀神农氏影响，也有福建、广东民众到台湾发展时带入的农业保护神和道教神农大帝信仰。

　　推测：关于祠神信仰在高平的发展，总体上看：佛教自唐宋之后没有大的发展，比如七佛山、定林寺中的七佛信仰，这是典型的唐代以前的佛教信仰形式，而宋代以后高平新的佛教信仰形式则几乎停滞；再比如原村乡良户村玉皇观原本为佛寺，后来变为道观，这是高平道教与佛教此长彼消的证明；再比如圣姑庙，元代才创立，经过了六百多年的发展，至今仍局限于原村乡，这是信众群体已经被大大瓜分的缘故；明清时期，佛道教开始世俗化，实行“三教合一”，比如铁佛寺里二十四诸天，就包括了道教的关羽、东岳大帝、雷神等信仰，炎帝信仰也达到了高潮，比如我们说四月初八祭祀炎帝，实际上主要目的是祈雨，小麦进入灌浆期、夏种已经完成，一场透雨将决定小麦颗粒饱满、玉米苗齐苗壮，而这个时间的选定也是经过了精准计算的，这个时间段处于立夏小满之间，高平开始进入雨季，这个节点下雨的可能性非常大，俗称“雨心头”。

　　四、新时代如何发掘炎帝文化推动经济发展

　　结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祠神信仰正在成为过去，而中国目前教育体系中，主体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史观，炎黄子孙更多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宗教信仰，因此，仅靠争论“炎帝故里”发展文化旅游是不可取的，应该把炎帝文化具体为农业文化旅游，这也与当前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是相符的，对高平来讲，不必争“炎帝故里”的唯一性，不必大张旗鼓在现有的一些明清建筑上下大功夫，而是要深度挖掘炎帝农耕文化遗产，以现代农业为底盘，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一）炎帝农耕文化遗产分析

　　神农氏作为农耕文明的始祖，为我们遗留下了丰富的农耕文化遗产。试列举如下：

　　粟黍旱作农业：神农氏在北方探索形成了粟黍旱作农业，其中粟就是小米，黍就是粘小米，这两种都是被选育近万年优质全营养作物，但其价值却被严重低估，目前全球都在追求健康养生食品，南美洲仅有6000多年历史的“藜麦”被热捧，事实上小米完全可以取而代之，这还需要我们搞好研究开发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说山西有机旱作农业历史悠久，是“小杂粮王国”，利用小米、黍米开发保健食品大有可为。

　　百蔬百果：《国语·鲁语上》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从五谷到百蔬百果，这是农业发展的必然，也是最能与现代保护地栽培技术配合发展的领域，利用智能温室培育百蔬百果，既可以做农业技术研发、优种推广、观光体验，同时也能出产绿色无公害的果蔬产品。

　　茶：唐代陆羽《茶经》称“茶之饮，发乎神农”，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北方自古有利用野生药材制茶的习俗，发展养生茶也是中药材种植领域的发展方向之一。

　　药材：《淮南子》说：“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北方有大量道地药材，不仅可以做中药饮片，还可以加工凉茶饮品等现代产品类型。

　　酒：目前考古发掘证实，距今9000年前的贾湖遗址是全世界最早发现谷物酿酒证据的文化遗址。而贾湖遗址正是裴李岗文化的一个部分。一直以来，谷物酿造的黄酒是保健养生功效的佳品，而黍米是公认酿造黄酒最好的谷物，远远超过绍兴的糯米黄酒，至今台湾的“省宴用酒”仍是绍兴黄酒，如果有了更健康的黍米黄酒，相信一定会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利用道地药材和黍米黄酒还可以酿造养生药酒。

　　（二）高平发展炎帝文化建议方向

　　高平挖掘炎帝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文化旅游，发展地方经济。在为高平文化旅游资源自豪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现有资源的弱点：文物旅游资源分散、体量小，难以形成规模，文物的保护要求与旅游的开发难以协调，而且单一的文物旅游研学观赏并不是当前旅游市场的主流，在文化旅游中也是小众的存在。炎帝文化旅游的不足在于，神农炎帝并不是宗教信仰，也没有朝圣这样的教义要求，因此旅游号令性不强。必须把神农炎帝文化具体化为农耕文化旅游，把高平建设成为周边驰名的现代高新农业示范区，用好神农炎帝这块农业的金字招牌，才能让神农炎帝文化旅游具体起来，用全域旅游激活全局。

　　有机旱作农业园区：在东部山区乡镇建设小杂粮、粟黍旱作园区，既能展示双W集雨膜等旱作栽培模式，也能改善小杂粮、粟黍品质，提高产量。

　　富硒功能产品园区：在河西等乡镇发展富硒薯类产品，发展产品深加工，比如红薯可以做薯片、红薯干、红薯营养饼等即食型食品。香菇近年来在高平发展势头较好，香菇作为食用菌之王，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探索菌草栽培的可能性，以草代木培养香菇，二是发展香菇深加工如香菇脆等健康零食产品。

　　蔬菜产业综合体（蔬菜小镇）：因气候原因，我市为夏秋季蔬菜优势产区，大宗产品既能北上太原，也能南下郑州，本地“平”的优势便于保护地蔬菜栽培，利用开放思维，打造中部蔬菜产业强市是可行的。可以利用小东仓河流域的蔬菜种植传统，打造蔬菜公园、高新技术园区、蔬菜嘉年华等项目，形成蔬菜产业综合体，建设蔬菜小镇，使其成为蔬菜产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发推广中心，周边省市现代农民、农村干部培训中心，果蔬展示观赏园区，亲子教学体验基地，生态餐饮基地、蔬菜游乐园等综合功能。

　　中药材研发园区：可以开发党参、黄芩、黄芪、连翘、荆芥等道地药材，研发适合北方气候的凉茶饮品、功能饮料等产品，沿袭黄芩“九蒸九晒”的古法开发功能茶。

　　养生黄酒酿造园区：可以在羊头山周边广泛种植黍，利用黍酿造养生黄酒，发展特色旅游产品。

　　以上产品可最大限度通过电子商务销售，拓宽销售渠道，延伸销售能力，扩大市场知名度。要利用建设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以及县域内旅游公路、绿道建设，把各文物旅游景点、农业产业园区串联起来，这样高平的全域旅游必将更加富有层次感，真正成为十里一园、处处有景的全域旅游，游客到高平旅游，可以观赏古建、拜祖炎帝，还可以参观文化遗址复原，回味传统农耕文化，观赏现代智能农业，购买特色农产品，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需求，逐步向“商、养、学、闲、情、奇”过渡。

　　（三）结语

　　数不清多少次凝望“炎帝陵”碑，也数不清多少次想走进炎帝的内心世界，去问问他：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遇到过哪些崎岖坎坷？我不是专业的文化研究学者，但是，作为炎黄子孙、长平儿女，我还是想用尽一切办法，尽量离他再近一些。于是，我开始阅读与炎帝有关的书籍，查找与炎帝有关的资料，有资料可借鉴的，在整体思考的基础上比较对照，没有可用的资料，就发挥想象力，进行合理的想象、推断、虚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由一无所知到略有所知，从陌生到不断熟悉，居然整理出一些子丑寅卯。研究是一种考验耐力的劳动，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什么成果。笔耕的过程确实辛苦，却也享受着一种莫名的快乐，就像当年在土地上播种收获那样。坐在电脑前，听键盘上跳跃的节奏，看文字在界面迅速排列，好比思想在一寸寸延伸，理想之花在一朵朵绽放，那一刻，我仿佛与炎帝真正对视，并且取得了共鸣。

　　作为炎帝故里的子民，能把这些思索写出来，献给父老乡亲，这使我感到生命的充实与丰盈。炎帝不仅仅属于高平，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属于全人类。如果他能跨越时空走进新时代，我想，他也会开起拖拉机，背起喷雾器，甚至学会生物工程育种，他永远是心怀苍生的伟大农神，为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躬耕垄亩，也放歌时代。（申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