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腊英，是山西省高平市伯方村一位普通的农家女。但她又很不普通，“我到北京参加过十几次表彰大会，和习近平总书记握过三次手。”毕腊英是党的十八大代表、十九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获得过全国扶贫贡献奖、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走进毕腊英的家中，满墙都是她参加各种大会的照片，柜子上奖杯林立，柜子里荣誉证书满满当当。沙发还是六年前记者采访她时的沙发，与荣誉证书做伴的，还是那台破旧的电视机。

　　毕腊英，因为30年矢志不渝坚持捐资助学广为人知。父亲是毕腊英的入党引路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她的父亲毕生才通过磨粉养猪先富起来后，走上了捐资助学之路。1992年，父亲因车祸罹难，倾其一生无偿资助了25名家庭贫困大学生。父亲走后，毕腊英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走上了捐资助学的道路。

　　1993年，毕腊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两年后，她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当时，我们村党支部有60多名党员，5名女党员，我是党员中年龄最小的。”

　　入了党，更得好好干了。

　　毕腊英继续磨粉，喂猪挣钱。“要想好，你就要起够360个早。”记着奶奶的话，为了多挣钱，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推着平车拉清水、接浑水，磨粉、过滤、沉淀、烘干、拌食、出圈、喂猪。磨粉和喂猪都是体力活，为了节省成本，她舍不得雇佣帮工，所有活儿都是夫妻俩自己干。有人替她概算过，猪场有100多头猪，每天大约要磨300公斤玉米，给猪喂食至少要来回舀7000多瓢。老百姓常说，“腊英的钱是一勺一瓢舀出来的，她捐的不是钱，是一滴滴血汗！”

　　就是靠这样的血汗钱，30年来，她先后设立了教育基金会、奖励基金会、助学基金会，累计捐资40余万元，奖励、资助学生千余名。然而多年来，毕腊英从不主动联系被资助学生，也不愿和他们见面，她希望用这种方式维护孩子们的自尊心。但爱是会传递的，这些年，有不少被她资助的学生希望和她见面，回馈她的帮助之情，可都被毕腊英一一谢绝了。

　　2006年，她被评为晋城市优秀共产党员；

　　2011年，她被评为山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2021年3月，山西省公示1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对象，她是其中之一。

　　“党给了我多大的荣誉呀，我才做了一点啥。”毕腊英总觉得自己做得远远不够。多年来，她时时对照，事事对照，尤其是和父亲对照，到底做得好不好？符合不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伯方村的时任党支部书记暴长胜和主任常保国，现在党支部书记已换了五任，每任提到毕腊英，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毕腊英的家里，有一幅写着“勤俭持家 吃亏是福”的牌匾，这8个字，就是她们家的家风。

　　“从我记事起，家里老人就常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小时候，我家的房屋都是党给分的。”毕腊英对自己的孩子常说的话也是，党的政策让我们越来越富，你们下一辈更要懂得勤俭二字，多做善事。打记事起，两个女儿就没有穿过合身的衣服，因为毕腊英每次都故意买大码，只为了能让俩姑娘多穿几年。

　　“说起我的妈妈，印象最深的就是抠门。”毕腊英的小女儿毕欢说，“当年我家每年卖一二百头猪，却舍不得割几次肉吃。六岁的时候，妈妈第一次去北京开会，我和姐姐叫妈妈给我们带点儿香蕉吃，可她回到家时，除了荣誉证书和会议资料，什么也没有。她说香蕉太贵，还不如省下钱给上不起学的孩子买本书有用。我俩伤心地大哭了一场。长大后我们也慢慢地理解了她，为她感到自豪。”

　　毕腊英的名字家喻户晓，十里八乡善名远播。但她也有自己的难处——她最怕邻居亲戚请她帮忙办一些“难为事”。“腊英，帮俺家孩子找个工作吧？”“帮俺们说说，不用卡那么严，发个执照吧？”每当此时，她就很为难，自家的事，她从没有找过一个领导！不合规矩的事，她也从没有找过一个领导！入党之时，她就向党宣誓，作过保证，只为党分忧，绝不给党找麻烦。“要猪，我给你一头；缺钱，我给你二百；但不合规矩的事，我绝不向组织开口！”

　　2017年，为了响应环保政策，毕腊英带头无条件地关掉了当年辛辛苦苦一砖一瓦修建起来的养猪场。有人找到她，想让她利用自己的资历和名气，去找找有关方面、有关领导，甚至提出只用她的名字办企业，不用她投入一分钱，利益均摊。但毕腊英说：“我的荣誉是党给的，不能拿去做交易！”

　　毕腊英没有停下捐资助学的脚步。现在的毕腊英，主要精力放在家里的6亩玉米地上，除去成本，每年能收入五六千元。再加上丈夫每月打工收入的1000多元，这就是老两口的全部收入。即便如此，从这些微薄收入中，毕腊英还能“抠”出钱注入教育基金会。“有多少钱，投多少钱，活一年，投一年。”

　　伯方小学校长冯泰山说：“毕大姐虽然不养猪了，现在也快60岁了，但是她一有时间就会来村小学做义工，还利用闲置的教室建起了道德教育书屋。毕大姐就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道德模范、党员榜样。”（尚东霞 宋岳廷）